电视荧屏、电脑屏幕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类型轮番上场。言情、穿越、宫斗、武侠、玄幻、抗日、谍战、家庭伦理、青春偶像，不同类型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融合，抗日剧一度和武侠剧融合，炸飞机、撕鬼子无所不能，后来遭禁。时下，青春偶像又试图与谍战剧融合，出现了《黎明决战》、《破晓》、《孤战》等热门剧集。影视公司纷纷追星立项，但关于“剧中谍战人员不许流连风月场所”的禁令一直不绝于耳，引发一波波争论。
此类禁令在2014年就曾流传过，而且是更为明确的三条：1、我军色诱敌方；2、制造红色刺杀；3、以金钱方式获取情报。类似的争论其实早在1958年反特惊险片《英雄虎胆》放映时就出现过。“反特惊险片”是“谍战片”的曾用名，是“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倾向，担负着宣传教育群众的职能，使观众在娱乐中提高警惕，从而受到教育的惊险样式类型电影”。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的35年中，大约生产了70部左右的惊险片，自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收到观众好评之后，五年间即产生了33部，其中1984年占10部。
反特片的一个常见模式就是——我侦察员或公安干警化装成敌特深入敌人内部的结构设置，比如《林海雪原》《虎穴追踪》《51 号兵站》《羊城暗哨》等等。但问题随即出现了，就像《英雄虎胆》的导演严寄洲所自我检讨的，为把这种角色演得逼真，要“做什么，像什么，跳伦巴就跳伦巴，谈恋爱就谈恋爱，要使角色真实可信，就得把英雄本质‘含蓄内在’……但结果……曾泰当副司令后的惟妙惟肖的举止，损伤了这个角色，大大降低了人物的品格……因之，曾泰这一人物的艺术处理上是有缺陷的。”
“跳伦巴、谈恋爱”都会“损伤角色、降低人格”，成为“艺术缺陷”，更何况“流连风月场所”呢！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习惯，不同的审美习惯催生不同的艺术作品，比如2013年邓衍成导演在介绍新剧《代号九耳犬》时就说，“剧中的三角恋也可以算四角恋，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在剧中大篇幅描述，将爱情的唯美与谍战的残忍交织在一起，一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和90后年轻观众，二是为了打破之前大家对谍战剧的固有印象，其实谍战剧也是可以焕发新面貌的。”
很明显，这是言情剧与谍战剧的结合，言情的主角是“小鲜肉”的时候，就有了现在的偶像谍战剧。而不论是我方谍报人员性别如何，与敌方恋爱其实就都违反了“我军色诱敌方”的禁令。在1958年的《英雄虎胆》中，当女特务阿兰得知她曾爱恋的曾泰就是共产党的侦查干部时便毫无犹豫朝他开枪了，李安的《色·戒》中王佳芝却背弃国族誓言私自放走易先生。
其实早在1981年，《敌营十八年》就拉开“谍战剧”的序幕，2006年《暗算》把谍战题材电视剧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的《潜伏》则将其推向了高潮，2015年的《伪装者》更是掀起了一股谍战片热。其后跟风者一浪接一浪，这是类型化的必要特征，也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很多都死在了“沙滩上”，审查不过的，过了没人看的，看了没人赞的，比比皆是。
有人认为类似“不允许剧中中共人员去风月场所”这样的规定可能会违背历史事实，觉得广电局管得太严、禁得太细。是否违背或者又是广电局的一意孤行，立足点其实都应在历史事实。
谍战剧中我方谍报人员基本有三类，一是我方的高层卧底，二是投诚的国军，三是普通情报人员。或许是出于戏剧性的考虑，国民党军统、中统或者党通局、保密局被不断表现，却很少出现中共谍报人员的机构即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
隐蔽斗争的活动原则是“隐蔽”，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所以从特科建立起，便以“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为工作准则。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不仅如此，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而且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
所以，不允许“剧中中共人员去风月场所”的根源在于历史上真正的中共谍报人员的工作原则，即便去也要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完全的隐蔽方案。2014年的谍战剧《红色》中谍报人员徐天就在上海同福里的巷子中，菜场上班、回家做饭，全剧48集他只去过两次仙乐斯舞厅，第二次还是去查案。
至于其他的类似规定，比如飞檐走壁、伤及无辜等等设定也是如此。所谓“隐蔽”，就是尽量减小动静，减少打打杀杀，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尽量避免惊动当局与民众。在秘密战线中，尤其在上海这样敌对势力强大又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里，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伤及无辜就意味着丧失民心。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4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动辄枪林弹雨、炸药火炮，虽然有视觉效果，但是与事实不符。即使“纯属虚构”，但是不可以“吹嘘造假”，毕竟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还是要尊重历史的，不然又会走向“抗日神剧”的不归路。所以，到底是电视剧违背事实还是规定违背事实，还要看历史事实到底如何。
现在的谍战剧“颜值高、动静大”，是明星效应的利用，更多出于商业利益、电视收视的考量，为了突出偶像的颜值，场景舞美需要华丽，高光要打在铺满脂粉的脸上，出入高档场所（自然就少不了风月场所），添加一些爱情戏码，造一些“明星CP”，加一个中国版“史密斯夫妇”的噱头，再搞一些动作戏份，耍帅扮酷。你不能想象李易峰在西北的田埂上头上裹着毛巾奔向满脸锅底灰的周冬雨是什么场景。
所以，此类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突出偶像明星，而非塑造人物、尊重史实。使用明星拍摄影视剧没有任何问题，也是非常正当的影视剧制作的商业原则，所以启用李易峰、周冬雨、赵丽颖这样的当红明星、“小鲜肉”等作为主角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不尊重创作的原则和历史的事实。商业过度开发、谍战类型趋同，蜂拥而上但又没有特点，这是娱乐的浮华，也是创作的浮躁。
当然，不可以一棍子打死，在这一方面《北平无战事》《伪装者》《战长沙》就是很好的参考，主旋律并不是障碍。归根结底，要在高度、深度、角度、力度和宽度上下功夫，而不该在尺度、制度、国度方面打擦边球。
本文系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影评人石文学为「暴娱」独家投稿，在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