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情况有多糟糕，投资人都想找出当下的受益者从而将利益最大化。在这场疫情之下，他们又找到了新的风口——线上办公。

　　疫情之下的受害者？

　　2月3日，远程复工第一天。

　　大壮在被窝里刚睡醒，睡眼惺忪；安安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给面包涂上果酱；Selina躺在摇椅上，在撸着猫追剧……在开工的号角之下，他们一齐涌入了各大在线办公平台。

　　平时日活只有1亿的钉钉在这一天的九点涌入翻倍的流量，通过多年“双十一”大考的阿里云竟然也败下阵来，服务器一度崩溃。

　　线上涌入是流量，盘上涌入的则是资金，资本市场概念股也随之开始了狂欢。

　　金蝶国际、三五互联、会畅通讯、齐心集团等多家远程办公概念股票多日出现涨停，累计涨幅均超过20%；金山办公涨幅更是接近30%，市值破千亿。

　　投资者们一如既往的不放过每一个将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开始寻找着疫情之下的新机会，新风口。

　　敏锐的资本就像猫儿，厨房的窗户刚开了一条缝，就嗅到了里面的鱼腥味。

　　在看到线上办公的火爆场景之后，他们开始回忆起17年前相似的场景：非典疫情成就了淘宝，成就了今天中国辉煌的电子商务。

　　他们相信总有人、总有行业可以因祸得福，可以从疫情中得到正面影响，继而获得长足发展。而近日来最火爆的线上办公，就是下一个风口。

　　谁先入场，谁就是飞得最高的那只猪。

　　飞应该是还能飞，但是和他们预想的一飞冲天，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支撑他们做出“起飞”判断的依据，出了点问题。

　　用“2003疫情下的淘宝”类比“2020疫情下的线上办公”，这个观点，并不能站住脚。

　　淘宝起于非典？无稽之谈！

　　先从时间上来看。

　　非典从2002年年底开始，2003年3月到5月是疫情高峰，7月底正式结束（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移出疫区）。

　　而淘宝的注册成立时间是2003年5月，到疫情正式结束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了。

　　要知道，哪怕是在10年后的2012年，滴滴都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真正让用户建立起使用网约车的习惯，在消费互联网近乎于一片荒漠的2003年，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培养出用户的网购需求，这可能吗？

　　实际上，中国电子商务的先行者是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8848。

　　同样在这一年的8月，邵亦波与谭海音在上海创办了易趣。到2002年年底非典蔓延时，易趣已经和eBay结盟，注册用户超过500万。

　　如果以今天的“非典成就电子商务”观点来看，那么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8848和易趣才应是疫情下最大的受益者。

　　但现在谈论起“非典成就电商”这个话题时，大家显然都只记得2003年成立的淘宝和2004年成立的京东，却根本不记得那时国内电商平分秋色的是8848和易趣——

　　一个在当年年底即宣告破产，另一个则被卖身给eBay迅速泯然于江湖，根本没有在非典的疫情中“捞着一分钱好处”。

　　在时代的风口下，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成为商业经典被口口相传。而那些失败者，甚至连成为一个“反面案例”的机会都不配拥有。

　　至于易趣为什么被半路杀出的淘宝干趴，离不开阿里推出的另一大王牌产品——支付宝。

　　早期在淘宝上交易，最大的问题是信用。买家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把钱打给几千公里外的陌生人，这样的场景在17年前听起来实在是太过于荒诞和魔幻。

　　正是由于信用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淘宝前几个月的GMV（成交总额）一直都不高。直到2003年10月18日，疫情结束后三个多月，淘宝上才首次推出支付宝服务。

　　将每一笔未完成的交易资金先放入支付宝委托保管，用支付宝和淘宝商城的信誉为每一笔交易做背书。通过这种中心化模式，淘宝迅速解决了电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

　　可以说，淘宝真正步入正轨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而从成单到走向盈利，淘宝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从最早作为现金支柱的B2B订单，到吸引商家入驻搭建C2C平台，到后来推出天猫商城B2C业务，再到现在建立起“淘宝-支付宝”驱动的消费生态体系……

　　阿里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真正将电商业务吃透，才真正摸索出一个成熟的、适合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商业模式，这背后是几代阿里人的开拓进取和全国无数个商家的协力共进。

　　而这一切，和“非典”本身都不存在任何关系。

　　阿里的历任高管也从未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做出过“是2003年的非典成就了淘宝”这样的表述。

　　而刘强东在非典期间的线上生意，仅仅是通过QQ和BBS联系到老主顾帮他们送货上门，和当时小饭店的电话订餐一个性质，也根本不能称之为“新的商业模式”。

　　所谓的“中国电商生于非典”，只不过是资本急于论证疫情下会出现风口机遇，媒体为了安慰大众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厢情愿编造出来的“历史经验”与“励志故事”而已。

　　但，2003年并非是国内的电商元年，却恰恰是线上办公的元年。

　　17年前，是硬件驱动的线上办公1.0时代；17年后，变成了软件驱动的线上办公2.0时代。

　　当下热炒的线上办公概念，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线上办公，始于2003

　　2003年春天，当时的全球视频会议王者Polycom接到了来自中国的一笔大额订单。

　　客户是中国联通。

　　当时的北京正是非典疫情的重灾区，各政府部门都要求政府干部在家中隔离办公。

　　但是政务工作的日常运转不能停，救灾工作也需要高效有序的保障协调，如何保障政令下达和执行推进，就成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联通借由Polycom的硬件和自己的网络优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视频会议运营网络——“宝视通”视频会议网络。

　　最先应用“宝视通”的卫生部，远程完成了针对非典的情况沟通和任务安排；紧接着国资委和其他部委也通过这张网络设备，完成了特殊时期的工作安排，有力保障了各部委关键工作得以开展。

　　Polycom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在中国视讯市场上的占有率从前一年的不足10%，快速飙升至2003年的32.6%，利润增长超过70%。

　　很快，地方政府也开始沿用视频会议这一办法。

　　广东电信的“新视通”视屏会议系统，从3月21日到4月29日共计被政府部门租用28次，使用率较非典爆发前增长近10倍。

　　当年4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特批300万元，紧急设立了26个会议点，5月3日，东城区政府召开了第一次电视电话会议。

　　远程视频会议，开启了中国线上办公1.0时代。

　　2003年夏，非典得到全面遏制，疫情散去。但围绕着视频会议应用的畅想，并没有随着疫情的结束而褪去，反而更加方兴未艾。

　　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视频会议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畅想着它能够成为提高办公生产力的新引擎。

　　“在很短的时间里，视频通信走向市场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它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中关村》7月刊

　　“电视会议系统可以为更多的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的通讯方式，自由享受远程沟通和办公，真正做到不用集中办公，实现企业正常运转和发展。”——《中国多媒体视讯》5月刊

　　《电子科技》杂志则更为乐观，在其刊登的一篇名为《“非典”之后，新沟通方式能持否？》的文章里，既表达了对视频办公未来前景的看好，更大胆畅想了这一技术应用于在线教育：

　　“宝视通”宽带视讯课堂正是这样一种可以为考生和优秀教育专家实现远程“面对面”交流的多媒体互动教学平台。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在满怀希望的憧憬背后，线上办公1.0的市场又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2003年，中国视频会议市场的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42.61%，2007年增速下降到28.26%，2015增速进一步下降到12.9%，2019年，这一数字是5.9%，

　　根据IDC预测，视频会议市场的增速将长期跌破6%。

　　相较于人们曾经的期望，这份增长数据并不能令人满意。

　　网络技术进步、通讯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小企业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视频会议市场的增速应该远不止于此。

　　横向对比一下，淘宝双十一前五年的成交额增长率可分别为1772%、455%、267%、83%、63%。

　　视频会议不温不火的市场增长率告诉所有人，对绝大多数公司而言，视频会议系统并不是开展工作的必需品。

　　会议是工作安排和执行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连视频会议都可有可无，那或许就意味着，线上办公并不是企业的刚需。

　　十七年前炒热的概念，十七年后依然在“旧瓶装新酒”的畅想潜力，问题出在哪里？

　　线上与线下，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服务于数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差旅供应商Certify曾经做过一项调研，公司在差旅费用上每支出1美元，将会得到9.5美元的营收增长和2.9美元的利润增长。

　　对500强企业而言，差旅并不仅仅是面向外部客户的销售和服务，也包括员工在企业内部的出差，如参加会议、跨区域项目等，所以这个数字可以理解为“创造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这说明，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面对面高效沟通依然具备巨大的价值。尽管要花费不菲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但是对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上，这仍然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

　　并非所有员工都具备线上沟通的能力；

　　线上沟通的感染力和专注度会相较于线下大大降低；

　　线上沟通不利于建立深度信任的关系……

　　无论是1.0时代的视频办公系统，还是当下2.0时代的线上办公软件，都无法真正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最终也导致沟通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沟通效率外，另一大问题是工作效率。

　　抛开家中家人干扰、办公环境不舒适、网络设备较差等这些“可以解决”的客观问题，导致效率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自己的惰性。

　　自主安排时间、灵活的工作方式，很多人在家办公初期可能颇为享受。但长期以往，在失去办公室范围和规矩的约束下，人的效率通常会大大降低。

　　在陆家嘴某个付费自习室中，近10000名会员在调查问卷上回答了自己来这里的原因，90%的人都选择了“为了找到高效率的学习环境”和“在家中学习效率较低”。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需要在一个良好的“专注氛围”中才能效率最大化，而非是“舒适而安逸”的家中。毕竟惰性是人的天性，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把握战胜它。

　　公司当然想要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通过各种管理手段，杜绝员工出现懒散懈怠，保证在家工作效率最大化。

　　于是，各种激进的管理手段和抱怨也就一起出现了。

　　“以前下班回家以后工作消息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但现在群体消息轰炸不断，@超过多少次不回就要罚款”；

　　“现在一天要打卡三次汇报手头工作，每天要开晨会，晚上要开总结会，每天还要交周报，每天一半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

　　“群里下达的任务半个小时内必须要给回应，一周之内超过三次没及时回电话按旷工一日处理”；

　　某大厂甚至还出现了视频上班的做法，要求在工作期间全员必须打开电脑前置摄像头，并有“督察组”进行监督抽查……

　　本以为在家办公可以更加自由，但却在高压的管理下更加不堪重负。企业为了预防低效办公带来的过度监管，稍一失衡即变为另一场矫枉过正。

　　长期以往，整个公司的业务推进和人员管理都会出现大量的无用工作，这种内卷式消耗将大大牵扯公司和员工的精力，最终反而会导致办公效率的降低。

　　挑剔的客户

　　智联招聘的调研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不同行业选择在家办公的比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选择在家办公的比例最高，达到33%；其次是商业服务、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选择在家办公的比例也超过25%。

　　传统行业在家办公比例则相对较低，占比倒数的行业包括农林渔牧、汽车制造、房地产和建筑业，刚过10%。

　　显然易见的是，第三产业对线上办公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一二产业，受困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限制，绝大多数岗位的绝大多数工作注定需要现场办公。

　　当现场办公无法满足时，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是被动地选择线上办公这一暂时的替代方式。

　　伙伴办公的工作人员表示：“估计80%都是首次开通企业。”

　　所以在疫情当下，做到B端用户的短期陡增并不难，难的是下一步——留存。

　　对于制造业而言，加快数字化建设本身就是生产力提升的切实需求。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化生产转变，也是大势所趋。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进行生产变革，推动自动化办公（即OA，Office Automation），是制造业的刚需所在。

　　但线上办公只是其众多数字化应用需求中的一项而已。

　　而且，疫情下这种只能居家办公的线上办公，也不是常态需求，特别是对于一些相对传统的一二产业公司而言，更是如此。

　　当现场办公恢复之后，企业的沟通和即时协作都能在线下得到满足时，他们很可能不会延续对办公软件的使用。

　　如何延长他们的使用期，乃至从免费试用到开通付费功能。这是摆在平台面前真正的难题。

　　而“留客”这道门槛并不好迈。

　　企业微信背靠个人微信，更适合服务销售型的企业和个人；

　　华为云WeLink主要为华为产业链的上下游提供服务，适合供应链协同；

　　字节跳动的飞书独有业务进展公开功能，利于互联网项目上线和迭代期的协调保障……

　　即便各平台使出了浑身解数，其有限的功能依然难以满足企业“近乎于无限”的需求。

　　正如网易云信资深产品经理杨狄所言，远程办公最重要的是基于线下管理协作经验的即时协作，但各个企业管理模式和流程都不同，很难有一款工具能完全适用每一家企业。

　　中国黄金CIO周朝林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各类平台的服务侧重点不同，而各类企业的办公流程、协作需求更是独立且复杂的，即使是互联网巨头开发的办公平台，也很难深入彻底地满足各类企业的线上办公需求。”

　　多样和小众的需求使得长尾效应愈发凸显出来，即便是阿里和腾讯这样的巨头公司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B端需求。在细分赛道上，仍然存在众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垂直软件，如专注于财务ERP的金蝶，主要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小鱼易链。

　　所以钉钉、企业微信等巨头办公软件，需要扮演好平台角色，在即时协作功能基础上开放接入第三方服务商，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平台，从而探索拓展自身应用的边界。

　　这也从侧面说明，在线办公这一领域还并未有一个真正清晰而完善的商业模式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大一块的市场份额已经被企业“内部锁定”。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选择自行开发线上办公系统。

　　比如龙湖地产就研发出自有办公软件龙信。内部员工表示，虽然能明显感觉到功能没有企业微信成熟，但是在信息安全上做得更好，采用了大量的内部数据保护功能，比如部分工作文件不能转出且无法下载。

　　还有DHL自研的办公软件Bipo，尽管并非是用于业务活动中的OA系统，但所有的内部管理，包括流程审批、公告发布、文件分享等等，DHL全都要求员工在Bipo上完成。

　　显然，应用三方软件所导致的信息泄露风险一直是很多企业的后顾之忧，而能解决这个隐忧的唯一手段就是要“自力更生”。

　　所以尽管传统行业的软件研发能力有限，但在安全面前仍然坚持选用内网软件。

　　毕竟李书福就曾半开玩笑地公开表示：不会在微信上谈工作，怕Pony会知道。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信息安全问题，并对外部软件投下“不信任票”时，第三方软件想要抢夺这一块蛋糕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而那些已在细分领域内做到头部的办公软件，会不会成为大企业内部系统的外包公司？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写在最后

　　讨论在线办公这一市场前景时，需要将其一分为二地看：视频会议硬件和在线协作软件。

　　1.0时代的视频会议硬件，市场多年增长率下降，再加上天生硬伤，注定只是属于小众人群的需求。

　　真正让外界抱有巨大想象空间的，其实是2.0时代的在线办公软件。

　　但即便如此，疫情之下的爆发式增长也只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短暂现象。

　　想要真正检验这个市场的成色，还需要等疫情过去后，看企业是否存在常态化的需求。

　　钉钉和企业微信这两个巨头级应用才推出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其背后所依托的“产业互联网”概念更是2018年才被提出。

　　消费互联网跑了将近15年后才成熟，而更加复杂的产业互联网，摸索出清晰的商业模式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线上办公这个市场真正的进步与成熟，最需要的不是炒热概念与资本信心，而应该要抓住企业的需求进行持续产品迭代。

　　就像在2005年时，我们绝对无法预料滴滴、美团、淘票票的产品形态与市场空间。它们走到今天，靠的是越来越精准的定位和越来越好用的产品。

　　线上办公的风口还需要多久能来？这股风又能吹多大？

　　今天的资本和媒体说了不算，业内的企业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自己的产品后，市场会给出答案。